![](/__local/6/7E/F9/CECDB6C665A0D8B37DB2FEBE21A_7111E564_11CCC.jpg)
4月12日下午2点半,法国巴黎第三大学文学博士,上海社科院吴雅凌教授应邀在中文系做题为“卢梭戏剧中的哲学自传”的讲座。本次讲座由文学院陈晓兰教授主持,肖有志副教授、张薇副教授,外语学院尚晓进教授、袁丽梅副教授,经管学院章海荣教授等多位老师出席,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博研究生及中文系本科生参与讲座并积极讨论。
讲座以“卢梭究竟是谁?今天如何看待卢梭的精神遗产?”为导入,介绍了围绕卢梭表面的种种“矛盾冲突”在很长时间里致使卢梭作为思想家的身份为人所忽略。晚近的解释工作表明,表面驳杂矛盾的卢梭著述实则具有深刻的完整性和结构的严密性。卢梭有序地搭建了自己的写作框架,并且实现了某种现代哲学自传式的书写。
吴老师指出,研究卢梭戏剧的初衷是想从最边缘的作品去检验卢梭思想的结构完整性问题。讲座具体分析了卢梭的三部戏剧:《纳喀索斯,或自恋的情人》、《皮格马里翁》和《乡村巫师》,表现卢梭不同时期的自况,通过塑造一个迷途青年逐渐走向成熟哲人的形象,为他所处时代的病症做出诊断。《纳喀索斯》和《皮格马里翁》开篇均表现为一个“被遮蔽的真相”,均与“认识你自己”的哲学爱智传统有关。《纳喀索斯》中的瓦莱尔只看到了加诸自身和世界的粉饰,却无法认出自己(经过粉饰的画像)。在《纳喀索斯序言》中,卢梭将这种粉饰趣味定义为“文学、哲学、艺术的趣味”。他认为,一个民族一旦染上文学趣味就是败坏的开始,而文学趣味会加快这种败坏。吴老师解释到,卢梭在这里的观点回到了《论科学和艺术》的基本命题。卢梭所说的文学趣味来源于通常人们对学问的误解。“学问”一词在希腊文中与“闲暇”同源,有别于社会功用性的劳作,做学问往往被误解为一种更轻松的生活方式,或是一种纯粹的外部知识的堆积。如何把外部知识整合成为内在心灵安顿的养分,让自己变得“更好更明智”,有可能才是学问人更切身严肃的问题。《纳喀索斯》是卢梭的青年习作,《皮格马里翁》写于《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在巴黎和日内瓦被当众焚毁的同一年,卢梭本人被追缉,被迫四处流亡,不久还丧失日内瓦公民身份。剧中的皮格马里翁不像水仙少年纳喀索斯只看到粉饰,他认识了自己,他的问题在于犹豫是否需要揭下遮蔽真相的虚妄面纱,因为揭下面纱意味着要付出代价与牺牲。在《纳喀索斯序言》中,卢梭虽论及了哲学对社会的危害,但也提到有部分人是适合从事哲学事业,而剧中皮格马里翁的困境,恰恰是他在反思自己是否应担起哲学的重担。
在《纳喀索斯序言》的结尾,卢梭在回答“已经败坏的民族是否要取缔科学与艺术的发展”时,他的答案是否定的。卢梭认为,科学与艺术虽然败坏道德,但依然保留了道德的公共幻象,用文雅和礼节取代美德,故而通过戏剧和音乐有可能防止人们继续作恶。吴老师指出,《乡村巫师》可以看成卢梭对戏剧如何承担风俗教化重任的一个示范。剧中的乡村巫师就像爱弥儿的老师一样。有别于传统悲剧,这出戏没有惊心动魄的人性刻画或内心征战,而带有田园牧歌的纯净,崇尚自然纯朴的美德。乡村有别于城市,道德风尚尚未被败坏,戏中的主人公分别抵制住了来自城里的诱惑。《乡村巫师》提出的方案让人想到《理想国》里的相关讨论。柏拉图从政治哲学立场批评诗人们的诗歌神学:真正的优秀诗歌必须以正确的也就是道德的方式来表现诸神和人类世界。归根到底,讲什么故事以及怎么讲故事对当时当地的城邦教化才是恰当的?卢梭提供了这种崇尚自然的有益教化的方案,另一方面,单纯就文艺创作而言,《乡村巫师》是否是最佳方案?能否满足精神危机时代的人们对美的纷繁需求?最后,吴老师与在座师生分享了此剧的音乐,并表达了对学生从音乐角度理解卢梭的希冀。
提问环节师生积极参与,各抒己见,围绕卢梭是否具有古典主义倾向,当代评论家如何看待卢梭,卢梭的自然究竟指向何物,如何看待卢梭个人做法与群体思想的矛盾,以及人文科学改造社会的正当性等系列问题展开讨论。(赵奇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