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10-12日，由上海大学和四川大学联合举办的“欧洲文明互鉴与社会治理”学术研讨会于本校顺利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刘国鹏副研究员、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所长晏可佳研究院、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张崇富教授、中山大学历史系谢斯杰博士，以及来自四川大学和上海大学的多位老师一起参加了会议。
11月10日下午，首先在上海大学文学院召开了“天主教本土化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圆桌论坛。上海大学历史学系潘致远博士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刘国鹏为引言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晏可佳研究员、中山大学谢斯杰博士、陶飞亚教授、刘义教授、王皓副教授担任与谈人，上海市宗教院校服务中心的黑颖博士、上海社科院的李辉博士和王群韬博士、本校的杨卫华教授等共同参与了讨论。圆桌会议主要围绕刘国鹏博士的新著《中国化与大公性双重张力下的中国天主教会》展开。刘国鹏博士专门介绍了国内外学者不太熟悉的四川阿坝、甘孜基督教发展的情况。与会老师和同学则围绕天主教本土化、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等主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11月11日，围绕欧洲社会文化治理的专题会议在衡山北郊宾馆展开。在开幕式上，刘义教授和张崇富教授分别代表上海大学和四川大学介绍了会议的缘起，以及双方合作召开会议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欧洲社会文化治理方面，仍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挖掘，也有利于拓展当前中国宗教研究的局面。此次会议也恰逢上海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成立十周年，刘国鹏副研究员和张崇富教授作为嘉宾为研究院重新起航剪彩祝贺，张崇富教授还特别为研究院赠送了书籍。
特邀嘉宾刘国鹏副研究员做了题为“政教协定与近代以来的梵蒂冈外交”的主旨发言。他对天主教会拥有国际主体性的最高权威“圣座”与一般主权国家所签署的重要协议“政教协定”之发展历程做了充分梳理。这可以追溯到1122年的沃姆斯协定，包括1801年拿破仑签署的政教协定等，尤以1929年墨索里尼签署的拉特兰协定最具代表性。他区分了圣座、教宗、梵蒂冈等相关概念，指出了“政教协定”作为近代以来梵蒂冈外交的一种特殊形式，既具有教会法典的基础，也具有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的意义。
在第一分论坛中，张崇富作了题为“欧盟宗教多样性与社会治理的模式与径路”的发言。他从欧洲宗教多样性出发，指出欧洲社会治理过去的世俗主义模式和多元文化主义模式均告失败，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治理转向，多层网络治理取得了相应的成效。刘招静以博朗嘉宾蒙古行纪中修士守贫和使节赠礼双重身份之下的张力为重点，分析两大普世意识形态文化力量之间的艰难且有限的沟通过程。陈昕彤以民粹主义在欧洲兴起的解释范式为起点，强调文化建构观念在政治和社会研究中的作用，分析意大利社会政治中宗教的特殊影响力。严天钦宗教治理的定义和目的出发，将土耳其共和国的宗教治理按时间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分析，指出土耳其宗教治理当前面临多重困境。
在第二分论坛中，肖习系统地分析了法国宗教的法治问题，并从理论建构与现实问题这两个视角对法国的宗教法治问题进行了双向观测及检视。涂东比较了“宗教治理”在国内与国外学界中的异同点，从历史回顾、现状和未来趋势这三个维度详尽地展示了波兰天主教会与政府之间的政教关系，并指出了波兰宗教问题存在的多对矛盾。沈亚男认为，在上世纪40-70年代，爱尔兰的转型不止囿于天主教会，而是发生在国家各个层面。
在第三场分论坛中，潘文指出脱欧对英国的宗教治理影响有限，因此它的宗教“硬治理”与“软治理”不会发生本质变化，英国自身的宗教法律体系与宗教对话将沿着旧有传统跟逻辑向前发展。解芳认为奥斯曼帝国犹太人在构建现代性上主要通过犹太社会内部重塑这一途径来实现。同时，帝国中的犹太人在传统与世俗、民族身份和公民身份、民族主义和普世主义的选择中作出了妥协。安德从实质、功能、综合这三个层面出发，讨论了关于宗教的多重定义，并将“复杂适应系统”的理论运用到罗马尼亚东正教的具体案例中，论证了其脆弱性。刘义从西方基督王国的概念、后基督教英国与世俗化和世俗化理论的讨论这三个层面出发，梳理了全球基督教的发展要点，并对世俗化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在闭幕式上，张崇富教授进行总结时肯定了欧洲问题与宗教治理问题的重要性，并指出本次研讨会不论从议题、选题、视角和方法上看都表明国内的宗教研究正逐步走向深入。柴彬教授代表历史学系同仁祝贺会议成功，指出宗教研究在当前欧洲社会文化治理方面的重要性。各位与会学者也先后发言，讨论此次会议的意义，并希望以后继续在相关话题上深入讨论。
周越、周语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