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8年与根特大学签署合作协议以来，学院已派出4批共18名同学赴根特大学攻读东方语言与文化硕士学位项目。这里选取三位参加上海大学根特大学3+1+1项目同学的学习总结，供各位学弟学妹参考，以期对大家有所启发和帮助。
学习总结
张龙宇
一、 规划课程
根特大学“东方语言与文化：中国”专业研究型硕士项目要求在第一学年完成60学分教学内容，包括以下七门课程：
硕士论文研讨会（Master Dissertation Seminar）
研究研讨会（Research Seminar）
现代汉语：当代中国文学（Modern Chinese: Contemporary Chinees Literature）
现代汉语：媒体中的中国（Modern Chinese: China in Media）
古代汉语：语言、文本和语境（Modern Chinese: Language, Text and Context）
佛教：文本和物质文化（Buddhism: Text and Material Culture）
国际批判理论（Critical Global Theory）
根特大学汉学系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的能力，课程教学多由大量的文献阅读和以此为基础的讨论、展示组成。“当代中国文学”课程以苏童、贾平凹、金庸和余光中四位作家为主要研讨对象，结合结构主义、比较文学等理论，探讨了《废都》和《我的皇帝生涯》的叙事结构和时空观，金庸创作武侠小说的文化要素和语境、及其与英国奇幻小说的差异，余光中诗歌的创作、翻译风格以及《乡愁》等作品所反映的城市话语。“媒体中的中国”课程则从国际中文媒体入手，研究传媒内容背后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动因。“古代汉语”课程聚焦“动物”主题，阅读并讨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宗教文本中出现的动物形象及其文化隐喻。将文言材料翻译成英语的过程既提高了我的学术英语水平，也细化了我对于古代汉语词汇、语法的理解。同时，佛教文本的引入扩展了我对于中国文化中这一重要且独树一帜的文化因子的了解。在这门课提供的佛教常识的基础上，“佛教：文本和物质文化”课程以具体的四川佛教艺术案例将经义具像化，以更为生动的方式加深了我们对于中国佛教文化和艺术的理解。这门课程后期与国际学术会议结合，注册课程的同学能够参加相关讲座，并实际参与线上工作坊，与来自全球的学者进行深入交流。“国际批判理论”课程由根特大学国际研究系开设，按照时间顺序学习讨论国际政治理论：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到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再到后殖民主义的反思。这门课程作为汉学系的必修课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理论化地看待当代政治文化现象的窗口。
除了上述以课堂教学为主的课程外，两节研讨会课程则更依赖于学生自身的学习和研究能力。硕士论文研讨会是进行毕业论文开题和撰写的前期准备，在一整年的学习过程中，我们需要密切与导师进行沟通，撰写开题草稿、文献综述和节选章节，并在学期末进行相关展示和答辩。研究研讨会则以博士研究为目标，培养学术习惯，确定未来研究主题后需要撰写开题草稿、文献综述、小论文、会议报告以及最终的研究提案，学期末也同样需要进行展示和答辩。在参与这两门研讨会的过程中，我感到自己的研究思路逐渐清晰，发现问题的能力和学术英语的写作水平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上述所有课程均在第一次考试期顺利通过。
二、 毕业论文
上海大学与比利时根特大学的教育合作项目为“3+1+1”项目，我在来到根特大学进行研究生一年级的学习时仍是上海大学的大四学生，因此需要在兼顾海外课程的同时完成毕业论文。我于2022年2月开始处理前期录制的方言调查音频，进行数据的处理和计算，4月完成初稿。在此期间及之后的修改过程中，我与导师就实验和数据存在的问题进行密切沟通，在导师的指导下以A等成绩顺利完成毕业论文。
三、 专业实习
“东方语言与文化：中国”硕士项目中包含360小时的专业实习板块，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兴趣和需求选择校内导师及校外机构、企业等提供的实习机会。我参与了Christoph Anderl教授主持的“中古汉语文本数据库（A Database of Medieval Chinese Text）”项目。该项目以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唐宋写本为主要研究对象，辨读和记录中古汉语时期敦煌写本所用的异体字，为以佛教文本为主的古籍识读和校勘工作提供帮助。在第一学年期间，我以CBETA版本为底本校读了《胜鬘经记》（S-2660）的手写本，共识读和记录407个异体字，已经将结果提交给数据录入部门。目前我已经完成了180小时专业实习，剩余部分将在第二学年继续完成。
四、 课外学习
1. 课外学术活动
1）“拔地入云：佛教与东亚宗教”（From the Ground Up: Buddhism and East Asian Religions）工作坊：“Image- Text-Reality in Buddhism: Interrelation& Internegation”
该工作坊与第二学期“佛教：文本和物质文化”相结合，与课同学可自由选择一节讲座听讲，并参与半天线上田野工作。我通过“拔地入云”官方报名注册作为工作坊常规成员，完整参加了三天会议和会后五天的实践工作，并为工作坊撰写了总结报告，该报告将会在“拔地入云”网站和“Canadian Journal of Buddhist Studies”网站及期刊发布。
2）根特大学佛教研究中心暑期博士学校：揭秘禅宗佛教（GCBS doctoral school: Demystifying Chan Buddhism）
该暑期学校项目关注对于禅宗文献的理解，着重探讨公案和语录，由加州伯克利大学Robert Sharf教授和根特大学Christoph Anderl主讲，向全球涉及佛教及哲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开放。我作为根特大学汉学系的同学旁听了所有讲座和课程，并在课后与博士前辈和教授进行交流，在学习方法和研究方向上得到很多启发。
3）2022年旭日国际佛学网络佛学密集型菁英班（2022 Glorisun International and Intensive Program, co-organized by the Glorisun Network for Buddhist Studies at UBC and Yale University）
为促进佛学研究在全球范围多面向丶多层次的创新合作，育成具有国际视野与跨学科研究能力的开拓性高级人才，旭日国际佛学网络，协同其伙伴大学 (包括北京大学、UBC、汉堡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耶鲁大学、香港大学与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 自2018年起在每年暑期举办密集型菁英班，2022年度菁英班由耶鲁大学承办。今年培训班为期三周 (7月20日-8月9日)，分前后两段各10天：7月21-31日 (第一段)，8月1-9日 (第二段)。两段之间还穿插了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 (7月29-31日) 和青年学者论坛 (8月1日)。
佛学密集型菁英班不仅提供了高水平的讲座和研讨会，也为参加培训的同学们提供了相互交流的机会，共举办了三次学生及导师茶会。在此期间，我得以认识国内外进行佛学研究的学者和同学，在与他们交流的过程中了解学术研究的新趋向和新方法，极大地扩展了我的学术视野。课后同学们还自发组建了线上聊天群，以便大家分享讲座、会议等学术信息。
2. 荷兰语
比利时的官方语言包括荷兰语、法语和德语，根特大学所在的东佛兰德斯省属于荷兰语区。尽管根特市的大部分居民都是荷兰语和英语双语者，仅使用英语并不会对生活造成太大阻碍。但是语言作为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对外来者能否更好地了解和融入当地社会生活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在过去一年中，我分别在根特大学语言中心和根特市政组织的语言学校中学习了初级荷兰语，通过A2等级考试，在生活中能听懂简单的对话和行为指引。
五、 文化交流
作为汉学系的学生，最与众不同的留学体验在于身边的老师和同学都是对中国感兴趣、会说汉语的“中国通”，因此沟通交流时更能够相互理解。本地同学们带我们了解地道的比利时社会文化，我们也能带给他们更新更全面的对于中国的认识。我们会和本地同学一起吃薯条和华夫饼，也会一起去体验书法、国画，观看中国电影。根特市和汉学系开放友好的文化氛围更加增强了我的文化自信，在与其他专业同学交往的过程中，也会适当地指出他们对于中国较为滞后的观念和偏见，向他们展示当下中国的美景、先进的科技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习俗。在过去一年的学习生活中，我更正了自己曾经存在的对于欧洲社会的刻板印象，也为改变海外同学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做出了一些小小的努力。这样的过程让我更为深刻地感受到文化交流的乐趣和意义。
六、 总结
在根特大学度过的2021-2022学年中，我较好地平衡了学习和生活，顺利地完成了一年的学习计划。根特大学提供的开放自由的学术氛围和丰富的交流机会，使我在本科教育的基础上扩展了学术视野、提高了学习能力，更有信心面对未来的研究和挑战。特殊的小语种环境也督促我培养新的语言能力，丰富了我在本专业以外的学习内容。作为汉学系的学生，我很高兴遇见对中国充满热情的外国同学，也很荣幸能在留学过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使者，为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做出自己的贡献。
上海大学与根特大学合作项目学习总结
万长萌
在过去的一年的学习中，我的收获颇多，本文将进行详细介绍。我的导师是著名汉学家Bart Dessein教授，他是欧洲汉学学会的主席，同时也是上海大学的兼职教授，由他指导我进行论文写作。我顺利通过了第一学年课程与实习的全部测试与任务，得到了不错的成绩，接下来，我将投入到第二年硕士课程的学习当中，并逐步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
一、课程设置：
第一学期的课程有research seminar和dissertation seminar，classical Chinese，modern Chinese以及internship，global theories。课程数量看起来很少，但其实每一门课都有着严格的要求，详细的规划等，课程任务并不轻松。其中research seminar 和dissertation seminar都是国内课程设置中很少出现的课程，即研讨会形式的实验课程，需要你演练论文书写过程，research seminar更是要求你模拟进行博士申请，寻找课题，联系导师，模拟methodology的运用，查找和搜集相关文献与资料。
二、新的挑战——Presentation与口语考试：
根特大学与大部分学校的课程设置非常不同的一点是：其上课喜欢采取互动形式，经常会让同学们上台做展示，而final也经常采取口语考试，就算是需要写论文的课程一般也需要进行口语报告。我所选的每一门课的考核基本上都有现场presentation一栏。这在国内的本科生活中是很少遇见的，在国内大学时的课程设计往往是教授讲解，同学们在台下做笔记。根据我对不同国家的同学们的了解，这种模式也主要出现在比利时，相对而言南欧地区如意大利也是与国内学校相似。但这种不同很有意义，尤其是对于人文社科类的同学，能更佳锻炼自己，深入学习。
在最开始接触这种互动性十足的课程时，实话说，我是有点胆怯的。毕竟这是要面对陌生的同学用自己的非母语语言来做展示，所以在一开始我并不能好好习惯，反而还有一点畏惧。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presentation的次数逐渐增加，我也不断学习该如何做好一次优秀完整的学术演讲，我感到自己的演示能力得到了充分锻炼，并且在不断提高这一方面的技能。我开始期待在教授和同学面前进行展示。同时我也明白，这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必要技能之一，因为在之后如果我想要将论文投送至各种学术会议，我就必须具备学术演讲的技能。
学术展示并不是照本宣科，不是将我们所准备的演讲稿或论文念一遍就万事大吉，是需要运用生动活泼的口语，使用学术语言，配备完整的学术powerpoint进行讲解，同时也要对台下的观众进行眼神交流，互动，能够在结束后回答他们所提出的问题，解答疑问。对于这一点Professor Heirman和Professor Torck帮助了我很多，尤其是Torck教授，他同时担当Research seminar和dissertation seminar以及internship report的考官，他给予了我许多改进意见，如逐渐脱稿，临时反应，与观众互动等等。这对我提高学术演讲能力有许多帮助。
三、坚持与交流——Internship：
课程设置中还有一门实习。这门实习有着严格要求，要求学生寻找到合适的实习岗位与实习导师，在导师的带领与训练下，并进行超过两百个小时的无薪实习，最后从实习导师那里获得评价和分数，同样也需要做一份internship report来展示你在这份实习中的经历与经验，以及你所学到的内容。
刚刚接到这份任务时我因为疫情原因还滞留在国内，同时上海仍然处于比较严格的疫情管理模式期间，因此在国内线下寻找实习是一份不太容易完成的任务，与此同时Professor Torck向学生们发送了邮件介绍一份可以远程进行的实习——即与天主教鲁汶大学合作进行的汉学研究数据输入工作，这份工作需要中国学生来胜任，因为需要查阅历史名词与中国古书。这项实习涉及到明清时期的气象灾难情况，研究方向主要为明清文学的我对此抱有兴趣，因此申请了这份实习。
这项工作隶属于Crossroads Research Center，简称CRC，由鲁汶大学与根特大学合作进行，我的导师是Dr. Guillermo Ruiz-Stovel,由他向我介绍这份实习的具体任务，训练我进行数据输入。这种数据输入的实习是有意义的，因为详细的数据能使得研究更加具体，也作为证据使得研究更具准确性与说服力，Dr.Ruiz-Stovel力图结合真实的数据，使用FileMaker等软件，来研究东亚太平洋地区的历史问题。
实习一开始的进展并不顺利，因为时差（第一学期时我人仍在国内）的缘故，沟通上总有一些不及时的情况，同期我用来连接鲁汶大学数据库的账号也经常出现问题，导致我无法进行正常登录以及数据输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的导师Guilermo和我一起想了很多解决办法，期间也请来了鲁汶大学的技术人员进行协助，最终顺利解决问题，得以继续进行数据输入。翻阅古籍，从模糊的历史记载中确定准确的灾难名词与灾难发生时间，实际上是一份比较枯燥烦闷的工作，在实习期间，我也经常会羡慕参与销售或其他环节实习的同学，他们能够与人交流，这样一来实习就不至于太过枯燥。不过，随着数据的完整，我一遍又一遍检查，导师同时进行检查提出修改意见，我也找到了其中属于我自己的乐趣，一副更加清晰与完整的明清时期灾难发生情况的图表呈现在我面前，印证了我的努力与艰辛，而这一切都是有回报的。研究不是一蹴而就，我很高兴我的努力能够为之做出贡献，这是我的一小步，却为宏大复杂的学术发展悄悄地添砖加瓦。
实习不只是纸面功夫，还需要与人交流，在这之间，我的交流能力也得到了锻炼，实习导师不仅是引导我的老师，也是我的上级，服从任务并出色地完成工作，这是我的义务，我也相信它会为我之后的生活与工作起到帮助。除此之外，我也认识到了数据库的重要性，我认为这给我未来的学术研究带来了许多启发。
四、学术启发
由于篇幅有限，我不能对每一种经验和成果进行赘述，因此进行总结性简述。
（一）学术讲座与会议的参与
在Research seminar课中，根据其课程要求，我参与了三场学术讲座，均为女性主义与性别研究相关，带给了我许多学术观点上的启发，拓宽了我的眼界。例如，第一场讲座是Sophie Harman 教授于今年3 月 8 日举办的 Hijacking Women's Health。 Sophie Harman 是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主要教授和研究全球卫生政治学、非洲国际关系机构和视觉政治学。所以在她的讲座中，她增加了很多国际话题，也把研究放在了国际视野。我很好奇的是，当大流行病发生时，厌女症在女性死亡中的作用，比如这次的covid- 19。第二场讲座来自隆德大学心理学系的博士生Amada Klysing。这个讲座主要是关于语言中的规范性性别偏见，这是很多语言使用者都会忽略的，而性别公平的语言这个概念是指避免对特定性别或社会性别的偏见的语言。性别中立的语言或性别包容的语言是指避免对某一特定性别或社会性别的偏见的语言。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性别包容/中立语言的概念，因为我的研究领域主要在文学领域而不是语言学，我对于语言学的知识还远远不够，这种有趣的概念给我提供了很多新的想法，例如性别平等语言是如何改进现代女性以及性少数群体的地位等。第三个讲座由犯罪学讲师Elizabeth Pearson博士主讲，其主题是 "厌女症和男性化。使用性别来理解极端主义。"5月31日。而这次讲座是位于杜伊斯堡的德国智囊团全球合作研究中心的第47次凯特-汉堡讲座。讲师以许多社会时事为例讲解，如民粹主义和激进右翼的崛起与圣战组织持续的全球招募，在这期间，学术界和媒体都注意到了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特别是，极端主义问题越来越被理解为性别和性别关系的问题。咄咄逼人的厌女症在所谓的incel运动和新的极右团体的崛起中显而易见。厌女症也是圣战组织的核心，他们围绕严格的性别二元论和男女分离进行动员。比起以往我在书上所读到的理论内容，这些结合当下时事的即时性研究成果与学术报告，为我打开了新的窗口，我得意获得更多的理论知识的实践与应用，同时我能通过这些学术研究的成果来改进自己的研究，这些演讲者的论点与列出的证据为我完成research seminar的模拟博士课题给予了极大的帮助，我得以改善自己的课题，完善具体内容，扩展资料与文献来源，使得方法论与框架更加具体与详细，最终通过了这门课程。
（二）学术写作训练
除此之外还有学术写作上的训练，课程中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写作任务，可能是essay，report，proposal以及paper等。它们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内容与要求，然而都属于严谨的学术写作，而一篇完善的学术写作，必须具备客观这一重要因素。尤其是在中文母语者进行英语学术写作时，经常出现书写中式英语或者使用中式逻辑等，使得学术写作的效果大打折扣。学校请来了两位助教帮助我们，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助，使得我逐渐改善自己的学术写作能力，改善我的英语，为接下来写毕业论文作准备。
（三）小组合作任务
在第二学期的佛教课程中，我们与佛教与东亚宗教研究项目Forgbear合作，与台湾、韩国的同学等合作，小组任务，完成了Frogbear给予的数据任务，为项目研究做出了贡献。
（四）毕业论文的完成
在完成根特大学的学习任务的同时，我也在联系国内的本科导师，逐步完成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本科毕业论文的任务与根特的学习同时进行，实话而言，压力并不小，当毕业论文最终完成并通过查重时，我不禁松了一口气，如此繁重的任务都能够完成，我相信今后的困难也都不会打倒我，希望我会发奋图强，破釜沉舟，为完成硕士毕业论文，顺利毕业完成学业而努力。
五、结语
在大四为期一年的项目学习中，我改变了许多，也收获了许多，提高了自己学术研究的能力，拓宽了眼界，得到了教授们与助教们的许多帮助，我很感动。学术研究，并不是一蹴而就，必须通过漫长而艰辛的旅途，不断地修改与改进，沉下心，沉下气，方能摘得胜利的果实，即努力的成果。学术研究是艰难险阻的，但我相信我能够努力克服我将遇到的一切困难，所谓万事开头难，然而此路我已迎难而上，进行攀登，水滴可以石穿，铁杵可以成针，我的努力，也定将有所回报。
学习总结
张若朴
自入选上海大学与比利时根特大学教育合作项目后，我前往比利时根特大学修读两年制“东方语言与文化”硕士课程项目。在项目期间，我认真学习专业课程，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合理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在海外度过了充实且很有收获的一段时间。现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总结回顾：
一、学术研究
2017年，上海大学与根特大学签署了校际合作协议，达成合作举办学术年会（联合工坊）的意向。从2018年到2022年，两校已成功举办五届联合工作坊，持续推进了有关一战华工的历史、文学、艺术品等方面研究。我在本科阶段作为主要成员参与《百年风华，劳工神圣——有关“一战”华工文化记忆的调查研究》，最终获得十六届挑战杯国赛特等奖。
在研究生阶段，我继续深入华工的研究，有幸选择根特大学东方语言与文化系终身教授、欧洲汉学学会主席Bart Dessein教授成为硕士导师。在他的指导下，我大量阅读英文版的理论著作，合理利用根特大学的线上资源数据库，全面了解了西方关于一战华工的研究现状，以此为基础从全新的角度撰写有关华工的英文论文。同时，因为一战期间华工主要工作的西线战场在今天位于比利时的西弗拉芒地区，我前往拜访了弗兰德斯战地博物馆馆长Dendooven，获得了数个文件之多的一战华工实景黑白照片，兼有欧洲战士与华工军团（CLC）一起工作的记录日志、华工创作的家乡歌谣手稿、当时西方媒体对华工的报道影印版等珍贵的一手资源，极大地丰富了研究的原始材料和可信度。
当然学术研究也注重交流，因此我积极地参加了2021年和2022年的上海-根特联合工坊（Shanghai-Ghent Joint Workshop），与华工研究领域的诸多专家一起分享我的研究成果。在2021年的会议上，我的论文《书写与回忆——以<新法国语教科书>华工题材课文为基础的考察》被收录进会议论文册《青年、劳动与新世界：跨文化领域中的劳工书写》中，并就论文做了相关的主题汇报。
在2022年的工作坊上，主持人杨位俭教授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我得以通过Skype与中国国内的主会场进行交流讨论。在线上，我以PPT的形式，展示了我对一战华工战壕艺术的思考：赴欧华工普遍文化水平不高，甚至大部分都是文盲，难以留下文字记载，很容易地被“工具化”为战争中的劳动机器。战壕艺术却打破了以往对战争、生存、胜利的同质化叙述，不再以公众记忆的标准化为目的，反而转向了通过私人纪念性质的物品来欣赏个体叙事的细微差别。经历了艺术创作后，这些弹壳不仅是战争血腥经历的遗产和直观证据，更折射出了创作者独特的审美观念、生命感受以及建构自身意义的方式。与面对炸弹轰炸的日常经历不同，华工的弹壳艺术极力避免一切暴力因素。在弹壳艺术品上，看不到华工在西线战场所处的泥泞战壕、血肉横飞的尸体，有的只是对远方祖国一切的深情再现。他们带着最真挚的祝福，在空壳上刻下中国文化中象征着吉祥如意、和平安宁的图腾与符号，将血腥的碎片转化成了祈愿和平的艺术品。
如上面的会议室截图所示，Bart Dessein教授、Dendooven馆长、南开大学的学者张岩等人共同参与了我的汇报，并且在我的汇报结束后，Bart Dessein教授对此进行了点评指导，让我收获颇丰。在此基础上，我修改了我的论文Ironic Shells： An Analysis of Chinese Laborers’ Trench Art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Based on Carvings of Bomb Shells，向西方的英文期刊投稿。
二、专业学习
关于根特大学的专业课学习，第一学年的课程主要集中在与中国有关的方面，但到了第二学年范围则拓展到了亚洲乃至世界文化。我先后选修并通过了多门有意义的研究课。其中Gender and Globalization这门课主要研究女性主义，每个星期就一个社会性别热点展开讨论，如怎么看待跨性别女性与顺性别女性共同参与体育竞赛。问题的背后是引人深思的性别定义，性别的这个概念到底是来自于先天的生理基础还是后天的社会意识建构？而Culture in Perspective: South and East Asia则连续邀请不同研究方向的学者做演讲，一共举办了十二场讲座。学者们大多从一个小的研究点，探寻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包括日本、印度、韩国、中国等多国。此外，对于当今学术界，殖民地、帝国主义的问题，是现代化历史过程中的重要议题。课程Postcolonial Studies 关注了非西方文化的自我被遮蔽，被欧洲按照欧洲的方式所书写，同时也被欧洲中心主义的话语所主宰这一现象。特别是当我在课堂上了解到比利时本身曾经殖民过刚果共和国，导致今天在比利时的非洲人后裔的人数估计有25 万，他们的身份认同是比利时社会面临的困惑和挑战。
根特大学作为世界排名前列的综合性高校，其平台为广大国际学生提供了很多的学习资源。不仅图书馆馆藏丰富，而且它设立有语言中心UCT，开设了多门语言类课程。我分别学习了德语和韩语，在英语方面，虽然在国内接受了多年的英语教育，但对于英语学术论文写作我仍感欠缺。报名参加课程后，指导的老师提供了整本英语论文学术论文参考手册，帮助我们深入了解学术文本的结构和组织，练习重要的学术语言表达。如快速组织基本语法结构，引入不同学科的新的术语，然后在具体的语境中巩固和练习这些结构。除此之外，还提供自学任务和写作作业以进一步消化、吸收课堂上学习的知识。
与此同时，我也没有放松在上海大学文艺理论的学习，利用腾讯会议的链接，线上旁听了各位老师在校内开设的课程。有曾军教授组织的、每周四的《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史文献研读》，领略了修辞叙事学、符号建模论、杜威美学、伯明翰学派等的最新研究成果。因为线上课程的便利与普及，我每周都参与一定量的网络讲座，包括北京大学《日本古钞本<论语集解>之价值》、华东师范大学《沈卫荣：语文学与现代人文科学的方法与实践》、复旦哲学学院《Philosophical Scepticism: Nature, Value and Limit》、天津师范大学《百年中国比较文学史：回顾与展望》……
三、课外调研
根特大学开设的课程除了课堂学习之外，也十分注重实践活动。Postcolonial Studies的考核要求思考后殖民主义研究、新殖民主义、去殖民化对当代世界有什么影响，具体方式是从日常生活中选取一个例子，把研讨会上学习的理论应用到分析中。
而我对博物馆和纪念碑的研究最感兴趣，因为它们不仅是城市地标、游客参观的建筑，更是是殖民主义在公共空间中塑造的集体记忆，体现了现代/殖民国家权力的表达和审美。比利时的中非皇家博物馆(the Royal Museum of Central Africa)号称“世界上最后的殖民博物馆”，中间经历了多年的整修。出于对其血腥的过去和最近的去殖民化政策的好奇，我在2022年5月14日来到布鲁塞尔特沃伦的博物馆。
学者Rolando Vázquez在采访中解释自己关于博物馆的作用是一种制造和再现白色凝视的机制的观点时，提出可以从几个简单的问题来揭示这种机制的工作原理：Who is being seen? Who has the power to see? 在前一个问题的处理上，中非博物馆的转变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从雕像、面具、音乐、舞蹈、语言、自然资源等多方面呈现了非洲的文明，而且不再美化比利时对刚果的侵略与剥削。在一些展品的介绍语中，清楚地注明了取得手段是暴力的和与之相关的物源研究，这与要求归还在殖民期间被盗的人类遗骸和刚果艺术品运动息息相关。博物馆的空间属性也被最大程度地利用以表现主题，例如：将利奥波德二世的大理石半身像和巨大的象牙同放在一起，圆形大厅里的金色雕像（‘Belgium Brings Civilization to Kongo’ and ‘Belgium Brings Justice to Kongo’）被轻纱遮盖，在视觉上隐形了。特别是博物馆重新展出了刻有在刚果自由邦牺牲的1508名比利时人姓名的纪念碑，还在旁边的一侧添加了新的说明。
在翻修期间，博物馆征求了一组非裔移民专家的意见，有效地解决了“谁被看到”中美化侵略的一面，但在“谁有权利去看”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去殖民化。博物馆所做出的调整，本质只是避免只从白人的角度讲述这个故事。它的非殖民化战略的目标是建立在将欧洲人和非洲人的后裔区分为两个群体的基础上，再平衡他们不同的文化身份的需求。最明显的是场馆中所有相应的介绍语都只有法语、荷兰语和英语三种版本，没有涉及任何刚果民族语言。这种语言限制的背后含义是博物馆的观众只能是被西方化的刚果人，不包括刚果土著居民，但这是否与“去殖民化”的目标相背离？我将这些思考以个人论文的形式最终提交给课程指导老师。
回顾在根特大学的时光，因为接触到不同的文化氛围和研究资料，我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也会更珍惜这个机会，在今后的研究中加倍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