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上午，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陈波老师应邀来文学院408举办专题讲座。陈教授的讲座题目是《旭烈兀与忽必烈的政教之争》。讲座由历史系舒健副教授主持。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赵莹波教授及来自上海大学、南京大学学生十余人参与了讲座。
讲座内容分为三部分。在第一部分，陈波副教授从道录樊志应的经历说起，讲“旭烈兀与佛道戊午之辨”。陈波认为指出，蒙元时期道教全真教有相当的地位，甚至出现了在道士观里打官司的局面。截至目前的研究，都注意到《至元辨伪录》中提到蒙哥及同母弟忽必烈、阿里不哥直接表达了对僧人的支持，唯独不涉及旭烈兀的态度，且由于《至元辨伪录》为僧人所编，因此更不能据此就说明旭烈兀也偏向于佛教。陈波多次提到旭烈兀在蒙元帝国地位之高，因此研究旭烈兀对道教全真教的态度对于研究蒙元帝国时期道教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樊志应为当时全真教“教门都道录”，地位仅次于全真掌教。在1258年佛道戊午之辨中，道教大败，在《至元辨伪录》中记载了道教败后被削发之道士一十七名，其中就有樊志应。但陈教授通过史料考订指出，至元22年樊志应仍未剃发为僧；进而指出道士樊志应是否曾剃发尚有争议。陈波教授讲到，樊志应被旭烈兀任命为“提点彰德路道教事”在戊午之辨之后，当时旭烈兀很可能已得知道教在戊午之辨中的失败，但仍任命其居于高位，体现出旭烈兀对道教的偏重。
第二部分是本场讲座的重点，讲的是“旭烈兀的汉地分邑与全真教”。包括了“旭烈兀与全真教的接触”和“旭烈兀位下分邑彰德路与全真教”。陈教授指出，旭烈兀与全真教的接触始于1250年其发布给道教徒之令旨。1250年还发生了所谓“长安僧仇诬玄都道士”试图毒杀旭烈兀的疑案，最终旭烈兀为其位下的民赋副总管伯德纳所开悟，释放了大量被怀疑的全真道众。陈教授指出，旭烈兀在西域所向披靡，与全真教徒借势发挥“老子化胡”不无关系。因此，虽然之后至元十八年落实焚毁道藏的措施，但旭烈兀位下的彰德路境内全真教却得以岿然不动，陈教授认为这极有可能与辅国贤王旭烈兀及其后裔的庇护有关。
第三部分是旭烈兀与忽必烈围绕西藏封地的博弈。旭烈兀为巩固在其封地伯木古鲁的权益，曾派遣自己的怯薛长阔阔出为“守土官”，以对抗忽必烈所派遣的金字使臣的权威。陈教授指出，对于忽必烈将雅桑从自己的领地划出，旭烈兀与忽必烈进行了反复博弈，最后双方达成了调解。旭烈兀维护领地的行为，开启了后来帕木竹巴与雅桑之间长期斗争的序幕，最终帕木竹巴击溃了雅桑军队，元顺帝时被迫封帕木竹巴万户赏竺监藏为“大司徒”，令其子孙世袭，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帕竹地方政权。陈教授还讲到了曾世袭帕木古鲁派法主的朗氏家族京俄·札巴迥乃及杰瓦仁波且·札巴尊追叔侄二人，曾致信旭烈兀和忽必烈，从中体现出了当时旭烈兀与伯木古鲁派间的密切联系，并且旭烈兀后王也保持了这种联系，这对忽必烈以后的元朝统治者试图扶持萨迦派在乌斯藏地区建立牢固统治造成了莫大干扰。
在结语部分，陈教授提到了三点。一是蒙古朝廷宗教政策的调整，往往与黄金家族成员之间的政治博弈交织在一起。二是由于旭烈兀在伊利汗国的统治遭遇到了强大的伊斯兰教势力，其吸纳佛道二教中的精英分子的行为不仅可以巩固随之西征的蒙古人、汉人的效忠之心，也为平衡伊斯兰教的影响提供了异质的文化资源。三是陈教授用伊利汗国以后的西域诸国宫廷所盛行的一种宣扬三教会同的道释画，证明了旭烈兀的宗教政策，使得伊利汗国形成了一个信仰儒释道的亚文化群体。
讲座结束后，同学们向陈教授提出了各自的疑惑，进行了有趣而深入的交流。本次讲座是由历史系主办，旨在邀请陈波副教授讲授研学心得、传授研究心法、介绍学术前沿，俾聆听者能够增广文熏、厚植学术兴趣、提升研究水准。（供稿：管洪扬）
